人工耳蜗在中国

我国聋儿的人工耳蜗需求量大，尤其是部分经济发展缓慢的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救助项目和各类政策的出台很好地填补了这一缺口。(摄影 张和勇)

文_《》杂志记者 张西蒙

1995年5月3日晚，31岁的听障青年陆锋在北京协和医院的病房里写下了遗书。第二天，他将作为中国第一个多导人工耳蜗植入者被推上手术台。同样紧张的，还有为他主刀的医生曹克利。

“如果再出现宋培春那样的情况，后果将不堪设想。”想起宋培春，曹克利就感到难言的沉重和苦涩，那是他心中过不去的一个坎。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有过一段自主研制人工耳蜗的探索历程。1982年，当澳大利亚科利耳(Cochlear)公司刚将多导人工耳蜗推向商业化之际，国内出现了第一例感应式单导人工耳蜗，但因为语言解码器的设计局限，植入者无法准确听到语音。而且由于植入体的密封技术不过关，容易引起电极束渗漏。面对这些无法解决的困难，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产单导人工耳蜗全面停止使用，共计约有1000位病人植入。

宋培春正是这千分之一，他的手术就是曹克利做的。虽然手术非常成功，但因为产品自身缺陷，宋培春只能听见“吱吱吱”般的“老鼠叫”，最后索性选择关机不用。这1000人中，很大一部分出现了体液渗透内机导致短路，从而出现头痛的情况，宋培春也没能幸免。

幸运的是，这次陆锋的手术非常成功，在一个月后的开机调试现场，他清晰地听到了周围人“啪啪啪”的掌声。

因此，1995年被国内的听障群体公认为“耳蜗元年”。

作为北京协和医院人工耳蜗中心主任，曹克利是目前世界上完成人工耳蜗植入手术最多的医生。(摄影 李樱)

人工耳蜗，中澳友谊的桥梁

时间回到1985年。这一年，多导人工耳蜗系统通过了美国FDA(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许可，被认定是安全、有效的医疗手段，开始向全世界推广;21岁的陆锋出国留学前夕踢了一场球，因为受伤，使用大量抗生素而发生血液中毒，导致神经性耳聋;在上海做电缆生意的李方平敏锐地捕捉到人工耳蜗领域的无限商机，未来他创立的“诺尔康”品牌会打破国外品牌技术垄断的局面……

中国人工耳蜗的发展进程，离不开澳大利亚的科利耳公司。目前，在全球人工耳蜗市场上，澳大利亚的科利耳与美国的AB(Advanced Bionics)、奥地利的美笛乐(MED-EL)并称为世界人工耳蜗体系的“三驾马车”，占据了全球90%的市场份额。其中，成立于1982年、总部位于悉尼的科利耳公司是成立最早，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生产多导人工耳蜗的公司。

20世纪末期，中国听障人数达到2057万，甚至超过了澳大利亚的人口总数，使得各国人工耳蜗企业纷纷瞄准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

1993年，国际电子耳蜗听力语言学研讨会在郑州召开。与会的除了三大耳蜗公司代表外，还有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的王正敏教授、北京同仁医院的韩德民教授、北京协和医院的曹克利教授、听力学专家曾凡钢等国内医生、学者。这次会议不仅提出了“人工耳蜗进入中国”的理念;曾凡钢教授还萌生了“创办中国本土品牌”的大胆想法，后来他找到李方平合作，创立了诺尔康国产人工耳蜗品牌。

这次会议成了国际人工耳蜗进入中国的敲门砖。同年6月，澳大利亚总理基延与夫人阿尼塔来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时任manbetx官方网站手机登录联合会主席邓朴方在中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后更名为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会见了阿尼塔。随行的澳大利亚国家听力中心的专家向邓朴方介绍了人工耳蜗，科利耳公司的玛莎·弗兰特女士做了具体演示。邓朴方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他深知这样顶尖的科技成果对听障人群意味着什么，当即表示中国可以考虑引进人工耳蜗，这次会面奠定了中国“人工耳蜗”事业的起点。

在双方的加速推进下，1994年，时任中国卫生部副部长何界生和澳大利亚卫生部部长格雷米·理查德森共同签署了有关人工耳蜗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多导人工耳蜗进入中国这件事，开始了具体运作。

1994年11月，由澳大利亚国家听力中心、北京同仁医院、北京耳鼻喉科研究所联合举办的首届“中澳听力学研讨会”，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举办。澳大利亚特约专家讲师为首批中国听力学界近200名专业人士进行了培训。之后不久，澳方再次安排中国顶尖的耳科医生和听力学团队赴澳大利亚进修，学习人工耳蜗植入技术和听力学评估技术。这些首批赴澳进修的医生，后来大多成了国内人工耳蜗领域的中坚力量。

科利耳公司也在这一年被获准进入中国市场，其大中华地区总经理马森(Brendan Mason)回忆，“最初几年情况非常不乐观。”他说，第二年全年只售出了一套系统。而这唯一的一套，正是中国的第一套，也是陆锋使用到现在的那套耳蜗。

一套人工耳蜗高达2万美元的售价让大多数听障人士望而却步。另一方面，大众对其安全性的质疑是更重要的原因。国内首例儿童植入者抗梦雯的外婆，就一度反对外孙女进行手术。“在脑袋上开个洞，把一个金属盒子放进去，失败了怎么办?以后那东西坏了怎么办?雯雯岂不是要瘫了、傻了?”这也是当时国内大多数听障群体及家属的担忧。

为抗梦雯进行手术的韩德民回忆，那些年间他记不清有多少咨询者提到“开颅”这个词语时，眼神中流露出的恐惧。最初能进行人工耳蜗植入手术的只有四家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同仁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和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人工耳蜗手术量增长缓慢、“看的多、买的少”致使整个行业陷入了僵局。从1995年到之后的5年里，同仁医院的手术量只有50例，加上其他3家医院，全国植入人工耳蜗的总量只有454例。相较于中国2000多万听障人群，如同九牛一毛。

2001年，韩德民为一名患者做了鼻内镜手术，后者赞叹韩德民精湛医术的同时，提出要为其制作一档电视节目。这个患者名叫段中应，是中央电视台《健康之路》栏目的制片人。

韩德民脑中瞬间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直播人工耳蜗植入手术。两人一拍即合，开始了节目的筹划。3月3日上午10点整，中央电视台2频道《健康之路》开始播出。电视画面里，只有2岁半的听障小女孩仲恒被麻醉，安安静静地躺在手术室接受人工耳蜗植入，整个过程十分顺利。

同仁医院的第一场手术直播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响。节目播出第二天，来自全国各地的咨询打爆了医院的电话。从3月到6月，同仁医院做了50例人工耳蜗植入手术，是过去5年的总和。这档节目让国内的民众了解了人工耳蜗的神奇之处，甚至影响到边陲地区。西藏、青海的不少患者都是因为这档节目，才知道了人工耳蜗的存在，进而进行了植入手术。

2005年，台湾企业家王永庆资助manbetx官方网站手机登录福利基金会开展的“听力重建·启聪行动”，为日后国内聋儿救助项目打下了良好基础。

从“奢侈品”到“普惠辅具”

因为人工耳蜗的电极束采用和心脏起搏器同样的材料，这两种植入物在当时被医学界看作高精尖医疗器械的顶点，成为“稀有”和“昂贵”的代名词。在那时，社会募捐成为人工耳蜗的主要来源之一。

2005年，来自厦门同安的6岁女孩陈丽君成功被植入人工耳蜗后许下了一个愿望：将来有一天，她要去台湾打工，而且要去王永庆爷爷的工厂，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感谢他捐给自己人工耳蜗的恩情。

人工耳蜗在台湾的发展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5年，台湾长庚医院院长黄俊生与几个医生在美国加州参与人工耳蜗植入试验，随后长庚医院开始执行人工耳蜗植入先导计划。而长庚医院背后的出资人，正是“台塑大王”王永庆。

2005年初，王永庆向大陆捐赠200套24C型人工耳蜗，价值3700余万元。这次捐赠被命名为“听力重建·启聪行动”，而这只是王永庆的一个开始。

韩德民回忆，因为需求量庞大，“这200例，几乎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就做完了，于是收集这200例信息向王永庆先生汇报。”当王永庆看完200例录像后，当即决定：“我还要继续捐!”2006年，针对大陆聋儿群体，王永庆再次向manbetx官方网站手机登录福利基金会捐赠价值40亿元人民币的15000套人工耳蜗。他在捐赠现场说，15000个手术做完了，还继续捐，“没有上限，只要祖国大陆的孩子需要。”

王永庆于2008年10月15日病逝后，由女儿王瑞华继续监管公益事宜，她统计从2005年起至2011年底共向大陆捐赠了1981套人工耳蜗。直到现在，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的官网上，“启聪行动”的项目仍在继续。王永庆的公益之举或许无法惠及每一个需要帮助的聋人，但他“有一个救一个”的观念为民间的公益人士做出了良好表率，也为日后国内聋儿耳蜗项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09年12月15日，在北京同仁医院的病房里，来自山东东明县的3岁重度听障儿童陈梦圆睁着大大的眼睛，身边围着很多叔叔阿姨，他有点羞涩，总想藏在妈妈身后。他不知道，自己的人生从这天起将发生彻底的改变。

作为“国家贫困聋儿人工耳蜗抢救性康复项目”的首例受益者，小梦圆成功接受了人工耳蜗植入手术，这标志着于2009年7月正式启动的“国家贫困聋儿人工耳蜗/助听器抢救性康复项目”全面展开。人工耳蜗事业的发展也进入了以国家为主导的政府行为的新阶段。

2011年12月2日 ，中国残联、财政部联合印发有关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七彩梦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为16865名中低收入家庭聋儿配发人工耳蜗产品，补助人工耳蜗手术、术后调机和康复训练经费，为18000名听障儿童提供助听器。这标志着“十二五”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正式启动。2015年起，以李方平创建的诺尔康公司为代表，陆续兴起的国产耳蜗公司也加入国家人工耳蜗救助项目中。吉林、辽宁、河南、安徽、上海、湖南、浙江和广东等省市也都已将人工耳蜗器械列入医保报销范围。国内的人工耳蜗从十几年前的“高不可攀”，逐渐向普惠进发，整个行业方兴未艾。

在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的官网上，申请人工耳蜗救助的链接处于显眼位置。目前有人工耳蜗国家项目、听力重建启聪行动、助听器国家项目、国产人工耳蜗项目、地方项目五种救助项目。

植入仅仅是一个开始

2004年，雅典奥运会和“超女”的平民造星运动点燃了整个夏天，但对于王志强和他的母亲宋春兰来说，日子和往常一样，压抑、沉重，一眼望不到头。

10岁的王志强来自河北张家口的一个小县城，小时候因为药物过敏导致神经性耳聋，7岁时做了人工耳蜗植入手术，虽然成功听到了声音，但也因此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后面的康复只能回到县里一个不知名的“康复机构”。在县城的郊区，一大排砖砌的平房其中一间，坐满了戴着助听器的孩子，而戴耳蜗的只有他一个。

孩子围坐成一圈，“康复老师”用混杂着方言、不太标准的普通话教着“啊波次得”。几年来，宋春兰咬着牙借钱让儿子进行康复，但除了简单的“爸爸妈妈”，王志强始终无法说出更多话语。这种失望席卷着宋春兰身上每一个细胞，如果再不见起色，她打算放弃，带儿子回家放羊。她不知道的是，和王志强有着相同情况的，不在少数。

自同仁医院开始为儿童做人工耳蜗手术后，渐渐有一些儿童接受了手术，但术后却找不到康复的地方。中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从1998年开展人工耳蜗康复工作，但只招收7岁以下的儿童，一般的聋哑学校对人工耳蜗知之甚少，康复更是一片空白。

直到2008年，王志强才随母亲来到中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进行语言训练，但因为错过了康复的最佳时机，训练起来十分吃力，而且超过了规定年龄，他的所有费用只能自费。还有一些和他境遇相似的人，植入耳蜗多年后仍无法开口说话。

中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的卢晓月是国内第一位人工耳蜗语言康复师。1999年10月她前往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仿生耳研究所进修人工耳蜗术后康复课程，多导人工耳蜗之父克拉克教授告诉她听觉积累的重要性，尽管回国后因为见效慢常被质疑，但卢晓月坚持让孩子多听——当积累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孩子就会把它讲出来。

1999年，曾经担任北京第四聋哑中学的教务主任崔玮兰和女儿米思在北京北郊找了一套房子，购买了生活用品，开始了中国最早的民办人工耳蜗康复教育。当时只有两个学生：石志军、小强。彼时大龄儿童人工耳蜗术后语言康复训练没有任何机构做过任何研究，崔玮兰和米思是第一批拓荒者。她们在摸索过程中针对不同年龄的学生编写了13部教材，这些教材后来被众多人工耳蜗语训机构广为采用。

韩德民曾按照发达国家的听障者与听力师比例0.9%估算出中国需要约18万听力师，“如果不建立听力学学科体系，源源不断输送听力学专业人才，仅仅凭着耳外科医生的精致手术，人工耳蜗植入项目是无法健康平衡发展的。”

2005年5月27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中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他借用教育家陶行知的话“如果说一般的幼儿教育很重要，是人生的基础。那么我认为残疾儿童教育更困难、更重要。”

2019年是我国人工耳蜗植入手术数量发展最快的一年，约1万例植入手术中，有6000例是国家项目。根据中国聋人协会统计，截至2020年，我国共有9万人接受了人工耳蜗植入手术。近2800万聋人中，适合手术的约有750万。这也是国内整个行业最大的现实：聋儿获得了国家政策的良好救助，成年聋人只能自费，从而接受者寥寥。将成人人工耳蜗植入纳入医保，成了聋人群体的心声，也是国家政策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正如中国第一部反映聋人生存现状的纪录片《白塔》的导演苏青所说，聋人代表了一种生活，这种生活与社会有直接的联系。

“他们需要的最大帮助是尊重和理解，而不仅仅是施舍。”